我上初中時，班裏轉來了一個從市里來的女生，短頭髮，寡言。那時我經常蹺課，她觀察了我一段時間，然後加入我的行列。我們一起蹺課去圖書館，鑽進胡同買舊書、舊雜誌。那條胡同是老城區磨各種調味粉的所在地，攤主會收購大量乾淨的舊書、舊雜誌用來包裝粉末。在彌漫鼻腔的花椒粉、辣椒粉中，我們一本本地挑選自己心愛的雜誌。當然，新華書店裏也有書，但是新書太貴了。一本《簡·愛》要8塊錢，得存上很久的早餐錢才夠。有一次買書歸來，校門上了鎖，雖說翻牆是我倆的家常便飯，但我們那天去了學校門口的池塘邊，天下著大雪，我讀書，她在雪地上寫字。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們的頭髮上。
我們的學校是由退伍軍人辦的私立中學，實行軍事化管理。有幾個男生犯了錯，校長就把他們單獨關在地下室裏，關了8個小時。我對這種粗暴的管理方式生出極大的反感，進而判斷校長已經不值得我尊敬，所以，我不再上他的課。這是我少年時期第一個主動的“選擇”。
但那個女生不同，蹺課只是她緩解壓力的途徑，大部分時間她還是會像鴨子一樣，排著隊緩緩步入教室。在20世紀90年代，小城市裏是不流行念高中的，因為讀3年出來如果考不上大學，這3年就是白費。她上了水利技校，其實她的分數上重點高中沒有問題。在技校，她仍然拼命念書，考第4名會讓她崩潰。她拼命考試，就是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。但無論她考第幾名，都會被弟弟的頑劣抵消，家人都為在學校打架、被學校叫家長的弟弟歎息。她和母親形同陌路，母親當著全家人的面把她說得一文不值：“撿破爛的人都不撿你！”她學會了沉默。等到她17歲時，母親又想知道她為什麼沉默，圍著她打轉，想撬開她的嘴，這遲到的關注比一貫的忽視更令人痛苦。
現在看來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原生家庭的縮影，粗暴的父親或者控制欲強的母親使家中沒有溫柔，要麼是忽視與冷漠，要麼是粗暴和譏笑。這對於神經敏感的孩子來說是極大的煎熬。她抱怨完母親，又為自己的抱怨害怕。我們受的教育是“子不嫌母醜”，我們怎麼能抱怨自己的母親呢？於是，她說自己自私——正常的表達迅速變成自我攻擊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們和我們的真實感受是隔絕的。我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樣的衣服、什麼樣的髮型、什麼樣的愛情、什麼樣的生活。我們的青春是一場漫長的內耗。原生家庭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個厚殼，我們用十幾年的時光去鑿穿它。
畢業後，她一度在市火電公司吊車班上班，開45噸的吊車。她說那是工地上最好的工作，僅次於坐科室。那時她剛剛17歲，對於小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，成長來得格外迅猛，讀大學的孩子22歲才需要面對社會，我們在十六七歲時就開始面對。那個年紀，按照華德福的教育理論，孩子們剛剛從精神世界被扔出去，扔到了物質世界。我們發現，身邊的這個世界不符合我們的想像，並不美。同事們很少看書，反而對八卦瑣事津津樂道，這趣味在我們看來庸俗無比。
我不知道在她心裏經過了怎樣的鬥爭。我在那個時候，忽然說起了普通話，這在所有講河南話的親人當中像個笑話。而當我和她再見面時，她已放棄了火電廠的工作——這在當時是駭人聽聞、大逆不道的事情——在一個社區裏開了一間裁縫鋪。於成人而言，我改說普通話只是因為性情乖戾，但她的舉動脫離了生活的軌道。那間設在煤礦工人社區的昏暗的小小的裁縫鋪，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我覺醒，作為一個人去主動選擇，而不再是作為父母的女兒和財產而存在。那間裁縫鋪後來不知所終，我和她也失去了聯繫。在一個衰敗的工人社區，一間裁縫鋪無力抵抗整個礦區煤被挖空的大勢洪流，即使它承載了一個少女全部的希望與夢想。
17歲的時候，我看中了爺爺的床單，是那種老粗布的布料，黑白格子，鋪了很多年，手感仍然挺括。跟爺爺要了，洗乾淨，一個春天的週末，我帶著這條床單，坐了30分鐘的小巴到市里去找她。改說普通話的我和本來就講普通話的她，兩個叛逆者在一間裁縫鋪會合。她興奮地用床單給我做了一件襯衫。現在回想，那是一次並不高明的設計，那種生硬的色塊架在我身上，凸顯了衣服和我所有的缺陷。就像正青春的我們，不知道用什麼辦法面對社會，索性放大並強調自己和世界的格格不入，並以此抵擋世俗。我穿著那件襯衫，像一頭怪物在街上走著，充滿驕傲。
